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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国家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都采用“竞争性项目制+稳定的机构式资助”的双轨模式，但不同国家各有侧重。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机构式资助为主，美国和中国的体制比较像，以竞争性项目为主，不过大部分科研人员能获得一份“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并由政府兜底，与项目关系不大。多位专家还注意到，近年来，各国都存在逐渐强调竞争性资助，弱化稳定资助的趋势。

　　　　庄辞调研后发现，日韩研究机构从政府处获得的稳定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约为70%，在加拿大著名的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政府稳定支持比例更是能达到80%。她希望，在中国，对理论物理所这类从事纯基础理论研究的机构，稳定支持的比例至少应在70%左右。

　　　　但是，近年来，由于日本面对着“百年变局”等各种各样的压力。首先是中日关系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中国从以前远远落后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到2010年经济总量开始超越日本，到之后的十几年间，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则明显感受到了这样的变化和压力。而且伴随中日经济和综合实力的这种明显的变化，同时呈现出中日关系似乎在向着负面的方向发展。在中日经贸额不断增长的同时，中日之间的政治信任和民间感情却似乎在不断的下降，这种微妙、复杂的中日关系取态，对中日都是压力很大的，对日本尤其如此。

　　　　央视网消息：5月1日上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设计井深超亚洲纪录的 “深地一号”跃进3-3井，在塔里木盆地正式开钻施工。跃进3-3井钻探完成后将达到地下9472米，这将为我国今后进军万米深地提供核心技术和装备储备。

　　　　中国的基础研究向何处去？杨卫说，还是要回归本质，在有较充足经费保障的前提下，让喜欢自由探索的科学家自由探索，想要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的科学家继续为国出力，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领域、以自己的方式找到从事基础研究的荣誉感。

　　

　　中新网6月14日电 在国新办6月14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疾控局副局长沈洪兵介绍，健全公共卫生医师制度，探索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是疾控体系改革的重点任务，也是创新医防融合机制的重要举措。为了更好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近期，国家疾控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联合印发了试点工作方案，并率先在黑龙江、广东、海南、重庆等地启动了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的试点工作。

　　沈洪兵介绍，在制度设计上，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维护人民健康放在首位。严把医疗质量安全作为试点工作的基本原则，将公共卫生医师的处方行为纳入临床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试点地区严格遵守医师管理、处方管理、医疗质量管理以及医疗纠纷处理等法律法规，规范处方行为，保障患者安全，强化底线思维，严格过程管理，严守医疗质量红线。同时，发挥公共卫生医师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专病防治机构的疾病随访管理、综合干预等领域的专业优势，确保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第二个方面，聚焦促进医防协同、防治结合，把提升公共卫生医师队伍能力作为核心任务。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特别是在一些专病防治机构中，选择整体风险可控的部分传染病、慢性病、地方病等病种，为培训考核合格后的公共卫生医师赋予处方权，助力构建预防、治疗、管理等一体化的防治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的连续性、综合性、协调性，推动“医”和“防”真融合、深融合。试点对象是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及专业专病防治机构当中的一些公共卫生医师，选择整体风险可控的传染病、慢性病、地方病等病种，开展处方权试点工作。

　　沈洪兵指出，下一步，国家疾控局将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指导试点地区立足实际、积极稳慎、循序渐进，定期开展经验交流，做好总结评估，推动试点工作深入开展，为相关部门后续出台《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管理办法》奠定实践基础。 【编辑:于晓】

钟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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